力 匕

“田洪国际”的记忆（下）

王谦 | 文

阝 勹

廴 匚

厶

蹉跎岁月

1973年9月，我们上了庆华厂子弟中学。新学校在长坪公路西侧，距田王家属院大概1公里，距洪庆家属院2公里。我们年级8个班，大约400名学生，学生是来自庆华南区和北区两个小学的毕业生。我们上学时学校只有两栋三层的教学楼，一排平房，一个门房，一大片操场；有一个足球场，五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两个教学楼之间还有一个开大会用的主席台和偌大的露天会场，只是树木刚栽，还比较弱小，树叶稀少。作为一所四年制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老师也是从厂里各单位抽调来的，很多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当然当时他们都是“臭老九”，我们并不害怕和尊敬他们，经常给他们起外号，甚至有打老师的现象。我们的校长叫刘邦定，“安邦定国”，多好的名字，可是我们一见刘校长就做敲锣打鼓的动作，用脚打着鼓点，嘴里喊着：“邦邦，定定定，邦定邦定邦邦定！”

有一次我们班一个同学拿着一把银亮的“匕首”追着一个男老师在教学楼走廊里到处跑，可以说是撵得老师“抱头鼠窜”，最后将匕首狠狠地扎入老师的后背。大家都想这下老师肯定是毙了！结果“匕首”是一个演戏用的橡皮刀子，有惊无险！这个老师的名字叫郗世清，我们给他改成“稀屎清” 。

有一个教英语的老师叫周绍楷，南方人，人长得有点胖，教学很认真。有同学就故意找他问问题，问英文发音“fei de guo fen”是什么意思。周老师回去认真地查了，找不到对应的中文译文，回来就在课堂上如实地告诉学生。可是底下同学们早已笑成一片，因为这根本就不是英语问题，而是学生故意借此问题骂老师“肥得过分”！

我大姐比我大12岁，1968年冬天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陕西省宝鸡地区凤县农村“上山下乡”。后来因病返回西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经人介绍在洪庆公社新华书店干了一段临时工。书店在洪庆街道，坐西面东，有三间门面，店里主要销售毛主席著作，鲁迅著作。我经常以找大姐为名去蹭书，不掏钱翻阅一些图书。其实我看的既不是毛著，也不是鲁著，而是《赤脚医生》手册，那上面有一些图画，最吸引我的是人体器官图。

我有一个同学姓郑，家在洪庆家属区，住的平房。同学长得很清秀，五官端正，学习一般。有一次我去他家玩，刚准备进门，又遇到另外一个小名叫牛娃的同学。牛娃知道我要去那个同学家时，不加思考地说：“不要去，他家有虱子！”没有想到我姓郑的同学他妈在房子里听见了，马上走出来说：“谁有虱子？谁有虱子，逮住一个我吃了去！”其实，牛娃说的是真话，那阵子人们穷，卫生条件差，有虱子是正常的。不瞒你说，我就有过虱子。我这个姓郑的同学后来到新疆当兵，人缘不错，回来工作以后早早就病死了。我们每次同学聚会，都会提到他，然后大家掰着手指算同年级同学已经去世了多少个了，大家珍惜生命，好好活吧！

|如今的庆华中学|

有一段时间，我家不知道怎么染上了臭虫、这个东西一般天冷时潜伏起来，天气暖和了就出来咬人，咬得人浑身是大疙瘩。它的血很臭，一般躲在床板上，墙缝里，一有机会就咬人，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晒床板、浇开水、撒六六粉、用石灰水刷墙等，都没有消灭它，直到再次搬家才摆脱了它，真是恨得人牙痒痒！

初中时我们有过一次“学工”劳动，在庆华厂的木工车间。位置在洪庆家属院的南边，长坪公路的东侧，距长坪公路大约二三百米。车间主要生产军工产品的木质包装箱，有很多现代化的木工机械，如大型带锯，自动刨床，手动钻床等。车间里到处都是木材加工的成品和半成品，空气中弥漫着松木的芳香。工人师傅生产时严格按程序在流水线上作业，休息时经常会有七八个中年妇女把一个老年男工人按倒在松软的刨花堆中，脱裤子，蹲屁股，向他裤裆里扔锯沫，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工人师傅的这些行为与车间高处墙上的大红标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好像有一点格格不入！

我在初中还当了一段“基干民兵” ，整天练队列，练立正、稍息、向左（右）转等基本功。还多次练习打枪，就是普通步枪，在厂子南门外一个土壕里实弹射击。我的成绩是三枪15环。第一枪打出去以后，报靶员用小旗子画了一个圆，我以为是10环，结果是脱靶！后面两枪还可以，合起来15环。

大概初二年级时，我去田王蔬菜公司购买冬储大白菜，和一个阿姨吵了一架。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天气非常寒冷，大雪覆盖了菜市场，人们呼出的都是白气，并不停地跺着脚。我去的时候，父亲正在和前边的一个中年妇女聊天，看样子他们很熟。一会儿父亲对我说你先排着，我去借个架子车，等下好拉菜。我就安静地排在这位雍容华贵白白净净的中年妇女后面。队伍逐渐前移，马上就到卖菜的磅秤跟前，可以明显地看到菜也不多了，我能不能买上已经玄乎，我有一点着急。这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给前面的妇女打了个招呼就插进队列，我不愿意了。这个人如果一买，我可能真的就买不到了。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冬天只有白菜、土豆和萝卜几种蔬菜，每家冬天都要用大缸腌白菜……我一着急就动手推搡男子，企图让他出去。中年妇女出面证明这个男子原来就在这个位置，只是刚才回家取麻袋去了……我又与妇女吵了起来。后来才知道这个妇女是我一个女同学的母亲，而我却恰恰暗恋这个同学，因为此事多少年我不敢表白。等到我鼓起勇气表白的时候，这个同学回了一张条子：“我已经有朋友了，你早干啥去了……”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北京发生了激烈的天安门广场纪念活动，后称“四·五运动”。我们也从朋友处抄了一些诗词，后来官方追查，我们把笔记本都烧了。

当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那天晚上大约十点，我和几个同学到灞河扎完青蛙回来，正在一个井盖上坐着休息，忽然有一点头晕，感觉地面摇摆，我们说是不是井盖在活动？后来人们都从家里跑出来，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地震。我们每个家庭也在院子里搭了简易的防震棚，由于我家弟兄多，我同学多，在大家的帮助下防震棚盖得比较好，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夏天热冬天冷的根本问题。抗震工作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结束，有一些唐山地震伤员被送到我们厂，在庆华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在街道可以看到缺胳膊少腿的伤病员，不知道以后他们将如何生活？

|初中时期的作者|

那年9月刚开学，学校组织我们到大荔农场"学农”劳动。有一个同学与大家打赌说他一次可以吃10个白面蒸馍，我们表示不相信，大家就省出10个热馍给他吃，结果他吃到第7个就吃不下去了，我们开始嘲笑他。他提出要就着咸菜吃，我们同意了。当吃到第9个时，他就发生了呕吐……尽管没有兑现一次干吃10个馍的诺言，我们还是对他十分佩服！

附近农村有一个叫孟达力的小伙，因为琐事一次杀死了好几个邻居，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在洪庆公社西安市十九中召开了公判大会，会后例行游街示众，后来被拉到庆华厂南门外的一条沟里实行了枪决。等我赶到时人已经被打死，他整个人趴在地上，污血渗入泥土。人们都说这个小伙可惜了！

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初，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先有小道消息传出北京发生“宫庭政变”，后来正式文件传达，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捕了“四人帮”。人们真正地载歌载舞，上街游行！大家高唱郭沫若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那河南邦子的曲调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我家有一个老乡在厂运输处工作，长得高大威猛，浓眉大眼，一表人才。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来我家找父亲办事，后来他因“作风”问题被判刑，还挂着大牌子在田洪地区游街。多少年后他刑满释放去了深圳，据说干得风升水起，财源广进。他发财以后来我家看我父亲，给了我一张名片，非常精致，还有淡淡的花香，上面印的地址是深圳市一座著名地标性写字楼。他说他过几年要收购庆华厂，我相信了。可是若干年以后我去省政府采访，在新城大院北门的小商店门前，看到他正风轻云淡地与几个老头下棋。他其实认出来我了，但又装作专注楚河汉界的样子，我就没有打扰他。听别人说他出来以后找的还是那个女人，女人长得非常普通。而他的原配长得很漂亮，而且性格温柔。我将此事告诉一个发小，他说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他自己知道。

上初二时，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唱“黄歌”，其实就是《一条大河》《知青之歌》，最多就是《哥哥呀，你看我哪块好》等歌曲，找了一个小笔记本，抄了半本子歌词。不巧被我二舅发现了，他把我训了一顿，还把本子撕了。当时二舅正在渭南地区合阳县下乡，是一个普通知青，但是他读了很多世界名著，经常给我讲故事，讲时事。他说：“你要好好学习，知识早晚会有用的！”二舅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不让干的事情我自然就不能干了！

初三的一个夏日清晨，我在厂工人体育场一个人打篮球，忽然厂里保卫处的一个干部骑偏三轮摩托车过来投篮。他是夜班巡逻刚结束，身上还带着一把手枪。他在一个三步上篮时把枪掉在了篮下，我看到后迅速用球衣盖住，不一会儿他骑上摩托车走了。我大脑快速反应：把枪给他！我立马大声叫回了他，他激动地开车出去给我买了一个大西瓜，从此我们成了朋友。

|作者（左一）和“保护伞”周长军、边东晨|

整个初中阶段我没有好好学习，除了偶尔画些画，读读课外书籍，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篮球、踢足球、悠双杠、练摔跤，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惹事生非，称王称霸中过去了，成了一个“体育棒子”和街头混混，相当于香港的古惑仔，我们那一帮兄弟也基本具备小型“黑社会”组织的雏形。我的一个小兄弟后来组织了一个“神鹰会”，做了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被法院判刑了。西安晚报登了一篇《神鹰会的履灭》的长篇报道，我才知道了详细情况。后来他改邪归正，开起了出租车，走上了自食其力，浪子回头的道路。

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大概10点半了，一个庆华北区的同学敲我的窗户。我出去一看，他满头满身都是血，还不停向外冒。他告诉我，他家四个弟兄与十几个庆华厂子弟打架了，那帮人比我们大三级，个个如狼似虎，一般人惹不起。他弟兄被打散，他被打成重伤，一个人跑到田王。我陪他到医院看病，包扎到半夜才结束，当天他住在了我家。

一次，我在厂里一座我们叫“拉卫山”的大型古墓旁边发现了一笼鸡，大约有七八只，可能是职工食堂刚买回来的。我们一次偷了三只，直接把鸡头扭掉，塞入怀中，到一个家里有高压锅的高年级同学家里，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完毕，很快吃到了香喷喷的炖鸡和大米饭，真是大快朵颐，有一点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感觉。

那段时间，我每天上学放学相跟十来个男生，路过田王街道，见了菜市场的菜就拿，见了农民的筐子就提，见了不顺眼的青年就晃着膀子撞。因为我们人多势众，人们都退避三舍，如果遇到更横的，我们可以迅速叫来四五十人。田洪地区基本上没有人敢惹我们，一时盲目膨胀，狂妄至极。

一天下午放学出校门，我在长坪公路上踢着足球，不小心踢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身上，让人家摔倒了。这个人站起来很凶狠地问：“知道我是谁不？”“不知道。”“我是M道”！“打的就是M道！”我一声呼唤，十几个小伙子将此人再次打翻在地，一直到他跪着求饶！好家伙，我们竟然把名声显赫，方圆几十里的地头蛇给打了！好在天麻麻黑，他没有认得我们，再说了，他没有十天半个月是起不来床的。

后来我们还修理过附近村庄的“吴七郎”，收拾过家属院“海家”的G利利……当然，我也曾被十几人围殴过，皮糙肉厚，大难不死。很多打架的原因就是因为互相看不惯，因为一个发型，一个眼神，一顶军帽，甚至是一口浓痰……都是一些“春秋无义战”！

奋斗的青春

1977年12月，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才意识到要好好学习，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二舅给我说：“练胳膊练腿，不如练一张嘴。”父亲教导我：“若要强，扛起枪，强中强进学堂！”二舅当时在西安铁路局韩城发电厂工作，77年因外公问题不允许报名高考，第二年他就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学院，为我树立了榜样。然而，整个初中没有好好学习，一时半会儿补习，吸收得有限。我在高考失利三次后，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1979年去上了西安东方技校。那个时候如果考不上大学，不能上大专或者中专，没有二本三本的说法，也没有一条龙的录取办法，只能去上技校。

我临上技校时，一个发小赠送了我一个文件夹，他在夹子的翻盖上写着：“赠给我最勤奋的同学！”不管我算不算最勤奋的同学，我也笑纳了。那个时候高考前有一句流行口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其实，我是怀着无奈和不甘的心情去上技校的。我在技校学的是机械加工，干的是铣工，一半时间学理论课，一半时间下车间实习。可是我业余喜欢的是画画和文学，坚持记日记画速写，给不少同学画过肖像。

技校学习两年，1981年毕业后我又被分配回了庆华厂。按道理我应该住单身职工宿舍，因为父亲的房子大就住在了家里，每天按时上下班，有时加个班。我加班的动机就是挣钱，那时候车间已经实行了计件工资，我计算奖金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一根“冰棍”一毛钱，今天挣了多少根冰棍！

好在我已经养成了学习习惯，没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1982年春天，我报名参加了职工大学机电专业补习班，在庆华北区厂职工大学脱产上课。如果不出意外，经过一次兵工系统统一考试，到9月份进校入学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时厂教育中心有一个姓韩的语文老师告诉我，当年西安市电大开设了中文专业，劝我去报考，我就找了厂教育中心主任咨询。主任说咱们厂没有电大，要出去上学需要主管厂长批准。我去找了几次厂长，他都不在办公室。有一天都下班了，我想着再去试一次，如果这次不在就算了。结果我一去，厂长正好在，我就说想到市里电大学习中文专业，希望厂长批准。我说的时候结结巴巴，生怕厂长不同意，没有想到他二话没说，拿起笔就给教育中心主任写了一个条子：“同意王谦同志报考西安电大”，随后他大名一签将条子递给我，我连忙道谢退出，生怕厂长后悔了要回条子。我从厂长办公室的二楼几步就跳到一楼，出了大门还跳了起来，真的是欣喜若狂啊！

|年轻时爱读书的作者|

就这样，我考上了电大，半脱产学习了三年自己喜欢的中文专业。学校是西安新城电大，在朝阳门外塘瓷厂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几间破旧的平房就是我们的学校，连个操场也没有，可见其简陋。但是它确实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只要你肯学，没有不能学好的专业！我半天在工厂上班干活，半天到学校上课，每天白天挤公交车往返工厂和学校，晚上完成作业，可见辛苦程度。那阵子我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主要是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发作时天旋地转。但是功课门门全优，从未出现挂科。

我上电大时有幸遇到一个好老师，他叫李永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学博士，时任山西省委秘书长，他在西京医院住院期间临时给我们上课。他教我们仔细观察，独立思考，客观报道(描写)，不随意拨高人物和粉饰生活。我从此告别了多年形成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等党八股文风。

1985年初夏，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回车间继续干着削铁如泥的活计，衣服和指缝沾满油渍。有的同学转干了，有的同学调动了，我却转干无望，只好经常给厂报投稿写一些消息通讯、诗歌散文。由于我从小喜欢语文，上电大学的中文，又在工厂车间生产一线工作，写的文章反映现实，比较接地气，引起了厂报编辑的重视，厂报版面上经常出现我的作品。一次一篇反映工厂改革的小小说引起了一点反响。小说用了反衬法，原意是表扬车间一个不顾私情，坚持正义的考勤员，用主人翁“我”的自私自利来烘托考勤员的大公无私。但是一般人不好理解，以为是丑化车间考勤员，反对企业改革。工厂的一把手就没有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他给党委宣传部打招呼，叫以后不要再登我的文章，给我直接来了个“封杀”令！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谈了一年的女友也莫明其妙地和我分手了，一段恋情无疾而终。转干无望，投稿被封杀，前途迷茫，眼前一片混沌……那时候我已经26周岁，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已结婚、生子，过上幸福的小日子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下班以后没有人玩，只好教几个小四五岁的复转军人摔跤。心情比较苦闷，就把高中一篇作文改成了中篇小说，投给了灞桥区文化馆，文化馆老师也给我写了修改意见，后来我又把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取名《灞水情》，多处投稿，无人问津。

1985年前后我认识了作家陈忠实，他家在灞桥区毛西乡西蒋村，与我家隔一条灞河，是一个大的“斜对门”。他上班的灞桥区文化馆就在灞桥街道，离庆华厂大概5公里，我就经常骑自行车去请教他。他说：“很多作家都是律师、医生和记者出身，因为这些人接触人多，接触社会面广，又有相当的文化基础，比较容易成功。现在报刊逐渐增多了，你最好先去当个编辑记者，慢慢再图发展。”人生的关健时刻，还真的需要有贵人点拨，回家我就不停地阅读名著，练习写作。

|作者拜访陈忠实|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一个发小专门跑来告诉我，某某报社在省电视台登广告招聘青年记者，我就报名参加考试。笔试通过，面试通过，综合成绩名列前茅，试用半年后正式办了调动手续。当时报社是事业单位，他们招聘，明确要求应聘者是干部身份，而我当时是一个工人。

我又遇到了难题！我寻情钻眼，找了很多关系才将身份改为干部。其实，那时国企的工人、干部身份，只是领导一句话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人替你说话，那也绝对办不成。

能有人帮忙，全靠了父亲在厂里的关系。当然父亲给庆华厂还是做了很多好事，最得人心的是引进建设了职工上下班通勤电车。每天上下班四次，由标准电车接送庆华北区的职工按时上下班，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生产，方便了职工生活。现在电车虽然都已退役，电线也拆除了，但是他和同志们做的这件利民事迹是不会被历史忘记的。

我27岁那年，经过笔试面试和半年的试用期，终于调入某省级报社，从事上自己喜爱的记者编辑工作。我上过技校，学过中文，能写会画，又有在基层工厂一线工作的经验，我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发挥自如，再加上自身积极努力，自认为无愧于新闻工作者的称号，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

蓦然回首

一次，几个同学喝酒，大家有点高了。有人问我：“假如你留在庆华厂估计会是什么结果？”可能是厂报编辑，厂办秘书，产品销售人员，抑或是技术人员？但是肯定当不了中层干部，也绝对不会在生产一线当工人，其中下岗的可能性极大！不过人生和历史一样，本来就没有假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庆华生活给我打上了“文青”的底色。

时光荏苒，人生如梦，几十年匆匆而过。我因为父母住在庆华厂，以后多次回到“田洪国际”，看到路宽了，车多了，楼高了；很多旧房子拆了，我家住过的三处老房子全拆了；中小学变样了，职工医院交给地方了；国营商店、国营食堂、国营菜市场、煤场都破产倒闭了；我曾经工作过的机加车间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田洪正街一街两行都是新建的门面房，经营着五花八门的生意；田洪正街南边建起了西安纺织工业园，北边建成了洪庆工业园区，新生中小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航天四院在长坪公路以东建了大片研究机构和家属院及配套设施，带动了当地的繁荣，促进了“田洪国际”的繁华。骊山西麓黄巢堡、秦始皇焚书坑儒洪坑遗址、生态樱桃园和水泉子村农家乐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农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地铁9号线在田洪地区有三个站点，到处是人潮涌动。走在田洪街道，大部分是陌生面孔，偶尔遇到同学、邻居需要费力辨认。真如唐诗所说:“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无改鬓毛衰；孩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哪里来？”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

|如今的田洪正街|

春节前，89岁的母亲因新冠住院，我去陪护，见了一些老邻居、老同学和老同事。一个星期天，我去自由市场买菜，信步走进了洪庆派出所。门口保安在后边大喊：“哎，找谁呢？”我说找那个曾经“关”过我的房子。“你叫啥名字？”我大大方方地报了姓名。门卫连说：“久仰！久仰！”哈哈，苍海桑田，今非昔比，派出所已经从一层平房变成五层大楼，真是物是人非，鸟枪换炮了。哪里还有哥的传说？一定是门卫套用哪部电视剧的台词忽悠我！

很多年前，我在工厂南门外的路边散步，忽然看到以前的女友骑辆三轮车，车厢里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和一个煤气罐。前女友在费力地蹬车爬坡，很可能是去液化气站换煤气。衣着打扮很普通，明显是人与生活一样也在艰难地爬坡……我将头迅速扭向一边，避免了见面的尴尬……我的整个青年时期，在“田洪国际“谈了三次恋爱，一个学校教师，一个医院护士，一个宾馆服务员，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缘无分，无疾而终，与恋人最终擦肩而过。就像天上的雁阵和灞河的小鱼一样快速流失，只在苍老的心灵上留下隐隐的伤痕……

我是喝灞河水，吃田洪粮长大的。我两岁来此，27岁离开，总共在这里生活了25年。如果人的平均寿命75岁，那么，我就在“田洪国际”生活了三分之一的时间。“田洪国际”对我恩重如山，但我对她没有任何回报，没有丝毫奉献，真是愧对父老乡亲……

哦，“田洪国际”，你是我的故乡，我生命启航的地方。我只能用一支秃笔，如实客观地记录一点你的历史，你的过去！

作者简历

王谦，男，1960年7月28日出生，祖籍陕西子长，中国民盟盟员，大专学历，主任记者职称。

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民盟中央美术院陕西分院理事，陕西汉唐文化创意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客座教授。

陕西科技报原执行总编，曾多次获得中央、省及行业新闻奖，新闻作品多次获中央、省市领导批示，发表新闻作品两百万字，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数十万字。